我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 2 萬個傑出的年輕人，
來自 100 多個國家，
當初會選擇去古巴，
而現在正在改善他們的社區衛生。
九成的這些年輕人 本來永遠不會離開家鄉，
要不是獲得獎學金去古巴學醫，
而且立志回到那些
像他們生長背景的地方服務：
偏遠的農村、山區和貧民區。
成為醫生，
服務跟自己一樣的弱勢，
用行動實踐信念。
哈瓦那拉丁美洲醫學院
是世界上最大的醫學院，
從 2005 年第一班畢業， 至今已有 2 萬 3 千名畢業生，
還有大約 1 萬名在學。
學校的宗旨是：
為最需要醫生的人培訓醫生，
為世界上 10 多億從沒看過醫生的人。
這些人從出生到死亡，
一輩子生活在各種貧窮線水平之下。
這所醫學院的學生很特殊，
他們是學校最大的風險，
也是最大的勝算，
他們從世界上最窮的地區被招收進來。
學校相信
他們不單可以成為好醫生，
而且是他們社群迫切需要的卓越醫生。
他們也願意去多數醫生不去的地方，
這些地方不但貧窮，
甚至通常很危險。
醫療包裡要帶蛇毒解毒劑，
或是四處出診，
遊走在被毒品、黑幫、子彈摧殘得 千瘡百孔的地區，
就是他們的家園。
培訓的目的
是要透過這些醫生， 就近提供社區醫療照護，
提升貧窮地區的衛生水準，
甚至顛覆醫學訓練和行醫的方式；
這些醫生會成為醫療先鋒，
將衛生保健推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任務真的非常艱鉅。
兩個大暴風， 和「用行動實踐信念」的想法，
催生了哈瓦那拉丁美洲醫學院，
在 1998 創校。
喬治和米奇兩個颶風
重襲加勒比海和中美洲，
造成 3 萬人死亡，
250 萬人無家可歸。
數以百計的古巴醫生自願去救災，
不過他們一到那裡，
卻發現更大的災難：
很多社區完全沒有醫療服務，
偏鄉的醫院都關閉了。
因為人手短缺。
有太多太多的嬰兒不到周歲就夭折。
這群古巴醫生離開以後， 又會變成什麼樣呢？
必須有醫生接手，繼續提供醫療，
但要去哪裡找醫生？怎麼訓練？
後來，一所哈瓦那海事學院的舊校園，
由古巴衛生部接管，
改建成了拉丁美洲醫學院，
也就是 ELAM。
它提供學費、食宿，和小額生活津貼，
給數百名來自受災最重國家的學生。
我在哈瓦那當記者，
看著首批 97 位尼加拉瓜學生
在 1999 年 3 月來報到，
搬進了幾乎未整修的學校宿舍，
幫教授們一下清空教室、
一下又搬進課桌椅和顯微鏡。
接下來的幾年，
美洲各國的政府
都來幫自己的學生申請獎學金。
美國國會黑人同盟
也申請並且獲得數百個獎學金名額，
提供給美國的年輕人。
至今 2 萬 3 千名校友，
總共來自 83 個國家，
遍佈美洲、非洲和亞洲，
新生的國籍也增加到 123 個國家，
半數以上是年輕的女性，
來自 100 個不同種族，
說 50 種不同的語言，
WHO 總幹事陳馮富珍說過：
「終於，如果你是窮人、
女性、
或是原住民，
這些條件反而變成獨特的優勢，
這種價值觀使 ELAM 與眾不同。」
魯瑟．卡斯第羅來自 托卡馬喬市的聖佩德羅，
位在洪都拉斯的大西洋岸。
這個村落沒有自來水、
沒有電力，
從鎮上到那裡還得走好幾個鐘頭，
或跟我一樣，碰運氣搭小貨車，
沿大西洋岸，趁著退潮行駛。
魯瑟
是托市 40 個上過小學的孩子之一，
加利福納黑人原住民兒童，
這些原住民佔宏都拉斯兩成人口。
離他們最近的醫院
在好幾哩外，緊急時根本救命不及。
魯瑟每天得要走上 3 個小時，
才能到中學上課，
只有 17 個小孩能上中學，
只有 5 個繼續唸高中，
只有 1 個最後上了大學：
魯瑟來到了 ELAM 醫學院！
成為第一批加利福納畢業生。
整個宏都拉斯歷史， 之前只曾有過 2 個加利福納族醫生，
現在有 69 個！
多虧有 ELAM 醫學院。
非常問題需要非常手段，
靠偉大的理想、想像力和膽識激發，
但手段也必須行得通。
ELAM 沒有實證可行的現成課程，
所以大家必須辛苦地摸索學習，
邊學邊做，邊調整。
這些貧窮地區，就算是最聰明的學生，
也沒能力立刻開始 6 年醫學訓練。
所以學校設計了科學銜接課程，
再上語言課。
學生來自馬普切族、克丘亞族、 瓜拉尼族、加里福納族
多為原住民，
學過西班牙語，成為第二語言；
也有說克里奧爾語的海地學生。
所以西班牙文成為
上醫學先修課程之前的先修課程。
即使如此，
在古巴，
音樂、食物、氣味等等，
一切風情民俗都截然不同，
所以全校師生都變成一家人： 「ELAM 之家」
宗教信仰多元：跨原住民信仰、
約魯巴信仰、穆斯林信仰、 基督教福音教派，
擁抱多元成為生活的方式。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國家的人
爭取這些獎學金呢？
第一：他們的國家沒有足夠的醫生，
就算夠醫生，
也分佈不均，漠視窮鄉僻壤。
因為全球的衛生醫療危機，
是受人力資源短缺危機所致，
光是基本醫療需求， 就缺少 4 到 7 百萬名醫療人員，
世界各地都有這個問題。
醫生都集中在都市，
而都市只占全球人口的半數。
而且醫生都集中在市內，
不在週邊的貧民區或南洛杉磯。
在美國，
我們雖然有健保改革，
卻短缺醫療專業人員。
到 2020 年，
會少 4 萬 5 千名基層醫療醫師。
我們也是造成問題的元凶之一：
美國是吸引全世界最多 發展中國家醫師的國家，
第二個學生們搶進古巴的理由，
是這個小島本身的衛生水準，
基層醫療做得很好。
醫學權威《The Lancet》期刊的委員會
把古巴列為全球醫療衛生 最佳的中收入國家之一。
「救助兒童會」評選古巴為
最適合生小孩的拉丁美洲國家。
古巴人的平均壽命跟美國人一樣長，
嬰兒死亡率比美國低，
且差距較少；
但是古巴花在醫療衛生的人均消費，
卻只有美國人的 1 / 20。
ELAM 對課業要求很嚴格，
但學生畢業率達 80%。
主修科目跟一般醫學院一樣：
基礎科學與臨床科學。
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訓練走出了象牙塔，
進入診間教室和社區，
就是多數畢業生將來執業的地方，
當然他們也有講座和醫院輪班，
但是社區實習從新生入學就開始了。
其次，學生注重全人治療，
兼顧病人的生理和心理，
並且考量病人的家庭、社群，
和文化背景。
第三，他們學習公共衛生，
評估病人的飲水、家居環境，
和社經條件。
第四，他們學習到
仔細地問診
加上周全的臨床檢測，
可以深入了解病情，幫助診斷，
省下確診技術的昂貴費用。
最後，他們不斷被教育
預防的重要性，
尤其是現在慢性疾病
拖垮世界各國的衛生醫療。
這種實作學習
也注重團隊精神，
學生們學習彼此合作，
也學習領導團隊，
並且保持謙遜的態度。
一畢業，這些新科醫生就開始
把知識分享給助理護士、助產士、
社區衛生工作者，
幫助他們更能勝任工作，
而不是取代他們，
也會跟巫醫和傳統治療工作者合作。
ELAM 的畢業生
是否證明了這麼大膽的嘗試奏效？
從數十個計畫
可以窺知他們的能力。
像是加利福納的畢業生，
不但回到家鄉工作，
還集結社區力量，
蓋了宏都拉斯第一間原住民醫院。
在一位建築師的幫助下，
居民們胼手胝足， 憑空打造出一座醫院。
2007 年 12 月，收了首批病患
到現在，這間醫院收容過
將近 100 萬的求診人次，
而政府也很關注，
以這所醫院做為宏都拉斯
農村公共醫療的模範，
ELAM 的畢業生聰明、
堅強能幹，
而且全心奉獻。
2010 年 1 月海地地震，
傷慟的悲劇：
人們被埋在 3 千萬噸的瓦礫碎片下，
悲痛難當！
340 個古巴醫生
已經長期駐地救治傷患。
還有很多醫生正在趕過來， 但仍需要更多的醫生。
在 ELAM，學生們晝夜不停地
聯繫 2 千位畢業醫生。
結果，好幾百位醫生趕來海地，
總共來自 27 個國家，
包括撒哈拉的馬利、
聖露西亞、玻利維亞、 智利、美國等國家，
彼此用流利的西班牙語溝通，
也能了解病人用克里奧爾語描述病情，
幸好有這些海地學生，
從古巴 ELAM 醫學院及時飛過來。
很多人待了好幾個月，
甚至爆發霍亂疫情，仍堅守不離。
數百位海地的 ELAM 畢業生，
必須收拾殘局重建家園，
忍住自己的傷慟，
然後一肩扛起重擔，
為海地建立全新的公共衛生系統。
現在，有了世界組織和各國政府資助
包括挪威、古巴、巴西等國家，
已經蓋好數十所新衛生中心，
找好人手，
其中 35 所，院長是 ELAM 畢業生。
不過，海地事件
也暴露了很多國家面臨的更大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截至 2012 年爆發霍亂時， 共有 748 個海地畢業生，
其中近半數在公共衛生單位工作，
但是有 1/4 失業，
還有 110 人被迫出國找工作。
最理想的情況是，
這些畢業生都能順利就業，
強化公共衛生體系，
到從未有過醫生的地方開業。
最壞的情況，
公共衛生體系根本沒有足夠的職缺，
而這些通常是窮人看病的地方；
政治決心不夠、
資源不夠、
什麼東西都不夠，
只有太多缺乏醫療照護的病人。
ELAM 畢業生也有家庭壓力，
急需餵飽一家子。
所以如果公共衛生單位沒有職缺，
這些新手醫生轉到私人醫院，
有些人只好出國工作，
寄錢回家。
最糟糕的是，
有些國家，
醫學界會左右認證機關，
不讓其承認 ELAM 的學歷，
因為怕 ELAM 畢業生搶飯碗，
或是搶走病人，害他們收入減少。
這非關能力問題。
在美國，加州醫學委員會
經過嚴密審查後才認證這間學校，
這些 ELAM 畢業生表現優異，
不負醫學院的期望，
他們通過醫師資格考試，
進入信譽卓著的醫院擔任住院醫師，
從紐約、芝加哥到新墨西哥都有。
兩百名 ELAM 精兵回到美國，
滿腔熱忱，
但也非常不滿。
有一個畢業生說：
「在古巴，我們學到
用最少的資源，提供最高品質的醫護，
所以當我看見美國醫院資源這麼多，
你們卻說做不到，
我知道事實不是這樣。
我不止看過其他人辦到，
我還親自做到了！」
ELAM 的畢業生，
有些正是來自 華盛頓特區及巴爾的摩這裡，
是窮人裡的最窮，
他們想提供醫療服務、教育，
並為社區發聲。
他們突破萬難扛起重任，
現在輪到我們盡一份心力，
支持這 2 萬 3 千位年輕人，
人數還在增加。
我們所有的人—
基金會、住院醫師訓練負責人、媒體、
企業家、決策者和人民，
都必須挺身而出。
全世界都必須做得更多，
給這些新科醫生機會，
證明自己的堅毅；
他們必須能夠
參加自己國家的證照考試，
他們需要工作機會，
服務於公共衛生單位，
或是非營利衛生中心，
貢獻所學和決心。
他們需要機會
成為病人最需要的醫生。
要邁向未來，
我們可能必須先回到過去，
回到小時候那個熱心的小兒科醫師，
會來芝加哥南區敲我家的門，
會四處出診，探訪病人，
真正的服務人群。
這些都不是醫學定位的新觀念，
不同的只是把範圍擴大，
和這些生力軍的新面孔。
ELAM 畢業生裡，
女性比例較高，
多於男性。
在亞馬遜、秘魯或瓜地馬拉，
醫生很可能是原住民；
在美國，
醫生可能不是白人，
而且會說流利的西班牙語。
她們受過良好的訓練，
為人處事可靠，
來自跟病人相同的種族與文化，
確實值得我們支持。
因為不論是坐地鐵、騾子或獨木舟，
她們都在啟發我們付諸行動。
謝謝！（觀眾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