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社會正義 是個簡單的概念。
它的想法就是，社會上所有人
都應享有公平公正的權利、
機會，與資源取得通道。
但它已經變得模糊又爭議，
由於我們已經不再談論 為社會正義努力
看起來是什麼樣子的了。
為社會正義努力 看起來可能是這樣……
或這樣，
可能看起來是這樣⋯⋯
也可能是這樣⋯⋯
或是我最中意的⋯⋯
可以看起來是像那樣。
那些是我的學生，
每當我被要求說明 我身為老師的工作及優先順序時，
我會解釋說我相信教育 能成為社會正義的工具。
但幾個月以前，我登入 推特——跟平常一樣——
看到一位教師同仁在爭論這個信念。
他說：「老師不該當社會正義的戰士，
因為教育的目的是在做教育。」
他的論點以此作結：
「我教我的科目。」
但我反對那種簡化，
因為老師不只是教授科目，
我們教的是人。
當我們的學生進入我們的教室時，
他們帶著他們自己的身分。
歷史的脈絡緊繫著他們 在我們教室中經歷的一切，
因此若我們堅持教育 是在真空中進行，
我們是在幫學生倒忙。
我們等於是在教他們： 教育不重要，
因為教育跟他們周圍 發生的事無關。
他們周圍發生了什麼事？
種族主義是其一。
根據內隱聯結測驗（IAT）的結果，
整整 88% 的白人
對黑人有潛意識的偏見，
認為黑人智商較低、較懶惰，
且比白人更危險。
這僅是一個具體例子， 說明歷史上與體制上的種族主義
對於我們的國家有著 潛在的不良效應。
若想要更多的證據， 我們可以看看監禁率，
我們可以看看警察 對黑人施暴的統計數字，
我們可以看看教育機會的落差——
所以，是的，在學校裡 應該要談社會正義。
社會正義應該成為美國每間學校、
每位老師的使命的一部分。
這樣「給所有人的自由與正義」 才不會淪為口號……
因為學校是很重要的地方，
能讓孩子能成為積極的公民，
並學習改變世界所需的技能與工具。
上述的技能是指什麼？
告訴你們一個秘密：
籌劃改變來朝正義邁進
需要的那些技能，
其實早已是學校工作的一部分了。
像是解決問題、
批判性思考、合作、堅毅不撓——
上述每一項都是以前就有的。
將這些技能結合了解歷史的能力，
知道歷史並不是人人同意、 不會改變的唯一客觀說法，
而是一連串彼此交織的事件，
且有無數的詮釋方式。
如果我們刻意帶學生去探索歷史，
而不是只教他們歷史，
我們就能幫他們了解 歷史是現在進行式，
並與目前的正義運動連結在一起。
也能幫他們了解，
自己就是活歷史中的潛在參與者。
當我說教育能成為幫助孩子，
學習如何為正義努力的場域時，
我講的技能就是指這些。
但或許在推特上批評我的人，
不喜歡這個想法的原因，
是因為他不同意我對正義的定義。
很公平。
或許我跟他在政治上的看法不一致。
但重點來了：
我們的目標是要鼓勵學生 清楚說明他們自己的意見，
而不是強迫他們同意我們的意見，
所以他跟我是否有共識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在幫助學生
和彼此進行那些對話。
這表示，身為成年人，
我們得學習如何成為有效的推手，
促進學生的行動主義。
我們得要協助他們學習如何 進行真的很棘手的對話，
我們得要讓他們接觸不同的意見，
我們得要幫助他們了解
他們在學校所學的， 與外在世界有什麼樣的連結。
讓我舉個例子。
每年，我的學生會研究 南非的種族隔離歷史，
做為個案研究，主題是「不公正」。
以防有人不知道，
種族隔離是一種殘酷的 種族主義體制，
南非由白人統治的政府 實施種族主義的法律，
來壓迫有色人種，
若你違抗這些法律，
你就有可能被監禁、 被暴力對待，甚至死亡。
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政府，
包括我們美國政府，
猶豫是否要制裁南非，因為……
嗯……我們能從南非的資源獲益。
1976 年，南非政府通過一條新法律，
要求南非所有的學生
都要用南非荷蘭語學習。
它是白人的語言，
許多南非黑人稱它為
壓迫者的語言。
有色人種的學生對這條法律震怒， 這並不讓人意外。
他們上的學校已經是隔離學校，
教室過於擁擠，缺乏資源，
還有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課程，
而現在還要他們學習
一種他們和他們的老師 都不說的語言。
因此，1976 年 6 月 16 日早上，
數千名索維托鎮的孩子
走出學校。
他們穿越街道， 和平地遊行抗議那條法律。
在一個路口，他們與警察相會，
孩子們拒絕掉頭，
警察放狗攻擊他們……
接著警察就開火了……
索維托起義在悲劇中收場。
種族隔離本身 到近二十年後才結束，
但在索維托的那些孩子們的 行動主動深深地改變了
世界對於南非當時狀況的看法。
全世界的新聞管道 都刊出了這張相片，
這是十三歲的海克特彼特森，
他是在索維托被警察 最先射殺的人之一，
接下來幾乎不可能再忽視
種族隔離政體的殘酷。
在索維托起義之後的 數個月、數年，
越來越多國家對南非政府施加政治
和經濟壓力，要求終止種族隔離，
這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那些索維托孩子的行動主義。
每年我的學生都會學習這個事件。
而他們總是會開始將索維托的孩子
與他們自己連結起來。
他們開始捫心自問，
他們有什麼樣的 政治力量與政治自由？
他們問自己：是否會有一個理由
讓他們願意冒生命危險
讓下一代能有更正義的世界。
對我來說最刻骨銘心的是，
每年，他們會問自己，
大人是否會聆聽他們的聲音？
幾年前，
我的校長收到一封 來自學生的匿名電子信，
通知他學生們打算 在隔天要出走校園。
這是密蘇里州佛根森的 麥可布朗命案發生後的行動，
學生們打算要走出校園和遊行，
來支持《黑命貴》運動。
在這個時點，學校的職員 得要做一個決定。
我們要運用我們的權威 與權力來試圖控制學生，
不讓他們離開，
還是我們要支持他們？
他們正是要將我們自九年級以來
就一直教導他們的 社會正義原則付諸行動。
所以，隔天早上， 孩子們集體離開學校，
在草坪上集合。
其中一位高年級學生跳上野餐桌，
超過了安全期待。
（笑聲）
年紀較小的孩子認真對待此事。
身為老師與職員，我們告訴 他們：「好，注意安全。」
我們看著他們揚長而去。
選擇留下的孩子， 在教室度過那個下午。
他們辯論抗議的好處，
他們談論《黑命貴》運動的歷史，
然後繼續上原定課程。
選擇離開的學生， 參與了全市的學生走出校園活動，
大聲發出他們集體的正義之聲。
但不論他們選擇 在哪裡度過那個下午，
我們的孩子們都在那天 學到寶貴的一課。
他們學到，他們生活中的大人
就算擔心他們的安危， 也一樣會支持他們。
他們學到，他們不需要 我們來告訴他們
如何、何時，甚至為何要去抗議。
他們學到，他們是 年輕人共同體中的一員，
有著共同的願景： 一個更公平的社會，
他們學到，他們 在那個社會中也有力量。
他們學到，像索維托起義 這樣的事件
並非古老歷史，
也不必以悲劇收場。
把教育當作為社會正義的工具， 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的。
重點是，我們的孩子 已經準備好做這些事。
所以，2015 年， 大學新生接受了一項調查，
8.5% 的新生表示，
在大學期間，他們「非常有可能」
會參加抗議活動。
那似乎沒有很讓人印象深刻，
但那是 1967 年以來
最多學生如此作答的一次。
75% 的孩子說，
幫助有困難的人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 或「必要」的目標。
同樣的，也是六十年代末期之後， 最多人這麼作答的一次。
研究顯示為正義努力
並不只是接續在我先前說的 那些技能之後的事——
這關係其實是雙向的。
為正義努力，投入行動主義，
都協助學生建立技能， 如領導力與批判性思考，
這也和他們的政治參與
及公民投入有正相關性，
也和他們未來對社群的 承諾有正相關性。
換句話說，
學生在告訴我們， 他們在乎社會正義，
研究者在告訴我們， 社會正義能幫助學生學習。
現在，就由我們決定是否要聆聽，
那可能不容易。
1976 年， 參加索維托起義的一位學生說，
那個事件代表著黑人孩子
與其家人的分離。
因為他們的家人在種族隔離下長大，
他們知道把話說出來是多麽危險的事。
希望他們的孩子 保持低調和注意安全。
當我們的孩子揚言要走出校園，
我們社區中的許多成人 也感到很矛盾。
我們有些人擔心他們 可能會遭遇暴力對待。
還有些人擔心他們走出校園
卻不是真的知道他們在抗議什麼。
有些人，包括學生的家人，
對於學校沒有做更多來防止 學生走出校園，感到很生氣。
成人們擔心會出差錯的所有恐懼，
所有這些恐懼都很合理。
但儘管有這些恐懼，
我們必須向我們的學生證明，
我們會聆聽他們的聲音，
且他們也確實有影響改變的力量。
我們有責任讓我們的學生
具備他們所需的工具與技能
來堅持追求更公正的世界——
且，有時候， 我們不能擋他們的路，
要讓他們把那些技能 用在他們關心的事物上。
若要達到那個願景，
我們得要有彈性，
我們也得要有創意，
我們還得要夠勇敢
去反抗那些試圖息事寧人，
或抹黑不同聲音的人。
最困難的是我們得要接受現實，
有時我們可能會是學生反抗的對象。
（笑聲）
有時，他們會指出，
我們所建立或參與建立的體制
導致不平等。
那會讓人不舒服，會很痛苦，
因為那迫使我們質疑 自己的假設與信念。
但如果改變我們看待 孩子反叛的方式呢？
當我們的孩子反叛時——
當他們深思熟慮後選擇推回
我們的想法或做事的方式時，
如果我們能選擇將這個狀況 是個徵兆，表示我們做對了，
所以他們才會變得自由解放？
我知道比較容易的做法是
讓他們把批判性思考 做出更便捷的應用——
用在作文或考試上——
我懂——
但便捷與正義通常不是相輔相成的。
當我們的孩子學會對他們 周圍的世界做批判性思考時，
他們就成了投入的公民，
在看到不正義時， 他們會發現並提出質疑，
並努力去為它做點什麼。
若要歡迎反叛進入學校，
會需要重新思考教與學 看起來該是什麼樣子的，
因為有種錯誤觀念，
認為如果我們給學生彈性空間， 他們會騎到我們頭上來，
教室跟餐桌就會陷入完全的混亂中。
如果我們預期孩子安靜地坐著，
被動接受我們給他們的知識，
那麼將永遠會覺得 他們的聲音難以負荷。
但如果我們能改接受 學習有時會是一團亂，
接受需要有機會去做腦力激盪、
搞砸，再試一次，
接受我們的孩子到學校時， 其實不喜歡混亂，想要學習，
那麼我們就能設立學校 來促進這種學習。
所以，幫我一個忙， 閉上雙眼一下子，
想像一下，在學校裡， 老師是思考夥伴，
讓學生努力解決複雜、 困難的議題，
且不見得會給他們正確的答案。
想像一下，在學校中， 我們讓學生做選擇——
我們相信他們能做選擇，
且我們讓他們體驗 那些選擇的後果。
想像一下，在學校裡， 我們讓學生能當「人」，
身為人，就一定會伴隨有
混亂與不確定性。
你們剛剛所想像的，
並不是神話，
也不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
因為全國各地的老師
已經在向外推移 教與學的邊界該什麼樣，
和孩子們有了驚人的成果。
他們在各類學校中都在這麼做，
有無數的典範可以提供給 想更精進的老師，
讓他們了解如何幫學生用更真實、
更投入、更自主的方式學習。
我最近在看一本書《學生在看》，
作者泰德與南西賽澤書中提到，
教育工作常被描述為一連串的名詞，
像是「尊重」、「誠實」、「正直」。
他們說，這些名詞聽起來 讓人印象深刻，
但實踐上往往沒有任何意義。
他們說，但動詞是「主動的，
標準並沒有比較低，
但還需要持續的投入。
動詞不是結構，而是引擎。」
在讀的時候，我很納悶：
我們該如何把正義變成引擎，
來帶動我們教師的工作？
正義的動詞形式是什麼？
我想，在康乃爾威斯特的話中 可能可以找到一個答案，
他的名言是「正義就是 公眾眼中愛的模樣。」
而我所有的怪咖英文老師都知道，
愛既是名詞，也是動詞。
學校必須要更大，
它的意義不能只是 「我只教我的科目」。
學校的重點必須是教導大家
讓世界變得更好。
若我們如此相信，那麼教學 將永遠會是一項政治行為。
我們不能懼怕我們學生的力量。
他們的力量會協助他們 讓明天變得更好。
但在他們能做到之前， 我們得給他們在今天實踐的機會。
而實踐應該要從我們的學校開始。
非常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