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記者。
我也是一位移民。
這是定義了我的兩個身分。
我出生於墨西哥。
但我大半輩子
都在美國報導。
一個正由移民所組成的國家。
身為記者
以及身為外國人
我體認到中立、
沉默
和恐懼不是最好的選擇
對於新聞或生活都不是。
保持中立
通常是記者們用的藉口
用來躲避我們真正的責任。
是什麼責任呢？
質疑
和挑戰
那些權勢者。
這就是新聞存在的意義。
​​這也是新聞的美妙之處：
質疑和挑戰權勢。
當然，我們有義務報導真相，
而不是我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這方面上，我同意客觀原則;
如果房子是藍色的， 我就說這是藍色的。
如果有一百萬人失業， 我說有一百萬人失業。
但秉持中立
不一定能帶我找到真相。
即使我謹慎嚴格，非常細心，
在一則新聞中呈現雙方觀點，
民主黨和共和黨、
自由派和保守派，
執政黨與在野黨，
最後，我還是無法保證，
也無法確保我們能理解 什麼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世界是非常複雜的，
我認為新聞應該就是要 反映出這種複雜性。
我跟你們說：我拒絕
當一個錄音機。
我當記者並不是 為了要當錄音機。
好啦，我知道你們會說 現在沒有人用錄音機了。
（笑聲）
好吧，那我不想拿出我的手機
然後按下錄音鍵
然後拿在我面前， 搞得我好像在演唱會一樣。
就像在演唱會的粉絲一樣。
這不是報導的真諦。
和大多數人認知不同的，
記者其實常常在做價值評斷
倫理和道德的判斷。
還有我們做這些決定時
完全因人而異，
極其地主觀。
比如說：
如果你要報導一個獨裁者 你要怎麼辦？
像是智利的皮諾切。
或是古巴的卡斯楚。
你要報導出將軍和少校想要看的？
還是你要反抗他們？
或是如果你得知在你的國家
或是臨國
學生莫名消失
然後神秘墳墓被發現了？
或是幾百萬的預算消失不見了？
然後神奇地
前總統成為百萬富翁。
你只會報導出官方的說法
還是？
如果你要報導
一個超級強權國家的 總統選舉。
而其中一位候選人做出了 種族歧視的言論
以及性別歧視的言論，
甚至還有仇外言論。
這我曾經歷過。
我想告訴你們我做了什麼。
但在那之前，先讓我跟你們 解釋我從何而來
你們才能了解為什麼 我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出生自墨西哥市。 我是五個兄弟姊妹的老大。
說老實話，家裡沒有足夠的錢
來支付所有人的大學學費。
所以，我早上上學，下午工作。
過了很久，
我得到了一份 我夢寐已久的工作：
電視記者。
這是個天大的機會。
但在我第三份報導中，
我批評了總統、
以及質疑墨西哥的民主落後。
墨西哥從1929年到2000年 選舉都是滿滿的詐騙。
總統僅是用手指輪流
選出他的繼承者。
這不是真正的民主。
對我來說，揭露這件事 是很好的主意。
但我的老闆--
（笑聲）
我老闆並不那麼覺得。
在那個時期，總統府會直接 對媒體進行審查。
我老闆除了是負責我的新聞報導外，
他也同時管理一支足球隊。
我總是懷疑他對於射門得分 比新聞更有興趣。
他當初也審查了我的報導。
他要求我要更改， 但我拒絕了。
於是，他換了另一個記者來寫
寫那篇我原本應該要做的報導。
我不想成為被審查的記者。
我不知哪來的勇氣，
我提出了辭呈。
就這樣，在我24歲時， 就在24歲的時候，
我做出了人生中 最困難和重大的決定。
我不單單是要從電視台離職，
我還決定要離開我的國家。
我賣掉我的金龜車，
一台破舊的紅色福斯汽車。
我拿了一些錢，
向我的家人、朋友道別，
離開熟悉的街道，
離開我的角落，還有我的塔可。
（笑聲）
我買了一張單程車票
到加州洛杉磯。
於是，我就這樣成為了
2.5億移民的其中一個。
就像是世界其他地方移民一樣。
你們去問問任何一個移民
他們來到新國家的第一天
你們就會發現 他們對於那天記得一清二楚。
就像是有背景音樂的電影一樣。
以我來說，當我到洛杉磯時， 夕陽西下。
我身上所有的
僅有一把吉他、一個行李 還有一些文件。
這些東西
我就用兩隻手帶著。
這種完全自由的感覺
我以往都沒有體驗過。
我用僅有的一些東西存活下來了。
我拿到了學生簽證。
我當時正在念書，
我吃了很多萵苣和麵包， 因為我沒有更多錢了。
終於，在1984年，
我錄取了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 一份電視記者的工作。
首先，我先注意到的是 我的美國同事們
輪番狠狠批評雷根總統。
然後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沒有人審查。
我當時想：
我好愛這個國家。
（笑聲）
（掌聲）
於是，我就待了
30多年。
完全自由地報導著
儘管我是個移民， 但我還是被平等對待。
直到很快地，我要報導
最近的美國總統大選。
2015年6月16日，
一位候選人最後變成了
美國總統。
他說墨西哥移民
都是罪犯、
毒梟、
還有強姦犯。
我知道
他是在說謊。
我知道他錯了。 理由很簡單：
我是一位墨西哥移民，
但我們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做了記者都會做的事情：
我手寫了一封信，
我邀請做一場採訪，
我寄了一封信到他紐約的大廈。
隔一天，
我在辦公室， 很快地我開始收到
數百通電話和手機訊息。
一個比一個更污辱的訊息。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直到我一個朋友到了我辦公室。
他跟我說：「有人把你的電話號碼 公布在網路上面。」
的確，有人真的這樣做。
這就是他們寄來的信
上面公布了我的號碼。
你們不寫下來嗎？誒？ 但別麻煩了，我早就換了。
（笑聲）
但是，我學到兩件事。
第一，絕對不要、不要、不要
讓別人把你的手機號碼
給川普。
（笑聲）
（掌聲）
第二個教訓是我在這個時候 不應該保持中立。
從那時候開始， 我改變我當記者的使命。
我要對抗候選人，
然後證明是他錯了。
他對於美國移民的論述
並不是正確的。
讓我給你們一些數據。
有97%沒有合法身分的人
在美國。
他們都是好人。
小於3%的人，犯過重罪
就是英文說的 “felony”
相對地，
6%的美國人犯過重罪。
結論就是
毫無身分的移民 表現得比較好，
相較於那些美國人而言。
透過這些數據，我有個計劃。
在我的手機號碼被公布的八周後，
我以記者的身分去參與 一場候選人的記者會
一場拉抬聲勢的記者會，
我決定要親自
起身對抗
但是……
事情並不如我所想的 那麼順利，你們看：
（愛荷華州迪比克的 唐納．川普記者會）
(影片) 喬治．拉莫斯：川普先生， 想問一個關於移民的問題。
川普：誰是下一個？ 好，請。
拉莫斯：你對於移民的計畫 都是空頭支票。
川普：坐下。沒有人叫你。 拉莫斯：我是記者
身為移民和美國居民， 我有權利可以問問題。
川普：不，你沒有被叫到。 拉莫斯：我有權利可以……
川普：滾回去環球電視網。
拉莫斯：問題是這樣的：
您不能遣送1100萬人。
您不能蓋一個3000公里的城牆。
您不能否認在這個國家 出生的兒童公民權。
川普：請坐下。 拉莫斯：基於這些……
川普：你沒有被叫到
拉莫斯：我是名記者，我有…… 先生，不要碰我。
警衛1：請不要鬧。 你現在已經打擾到我們。
拉莫斯：我有權利可以發問。 警衛1：對，按顺序，排隊，先生。
警衛2：你有媒體證嗎？
拉莫斯：我有權……
警衛2：在哪裡？給我看看。 拉莫斯：在那裡。
民眾：走開，滾去外面。
警衛2：你必須等到輪到你。
民眾：你很噁心。這跟你沒關係。
拉莫斯：這跟你沒關係…… 民眾：滾出我的國家！
民眾：不甘你的事。
拉莫斯：我一樣也是美國公民。
民眾：好吧，隨便。 不，環球電視網，不關你的事。
拉莫斯：這跟你沒關係。 跟美國有關係。
（掌聲）
看了這影片後， 我總是會想到的是
厭惡
是會傳染的。
如果你們注意看候選人在對我說 「滾回去環球電視網」後，
這些都是暗號。
就是跟我說 「你從這裡滾開吧」
其中一名追隨者，
如同他被允許般，對我說：
「滾出我的國家。」
他也不知道我也是美國公民。
看了這支影片很多次後，
我也開始想為了打破中立
而且是真實地打破中立
必須無所謂懼。
之後，我學會說： 「不，我不會閉嘴」
我不會乖乖坐著。
我也不會走。
不。
（掌聲）
「不」正是每個語言中 最強大的字詞。
而在這個字隨之而來的 是生命中重要的改變。
我認為這是無比的尊嚴
它帶來尊重
力量會分散
並抵抗，且說
不。
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 艾利·魏瑟爾
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同時，遺憾地，我們也失去了它。
不久前，
他說過一些很有智慧的話， 他說：
「我們必須選邊站，
中立僅能幫助壓迫者，
而不是受害者。」
他說的很有道理。
記者在某些情況下 是有義務要選邊站的。
在種族主義、
歧視、
貪汙、
公眾謊言、
獨裁及人權方面，
我們應該放下中立和冷漠。
西班牙文中，有個精確的字
來描述記者們該站在哪裡。
這個字就是對抗（contrapoder）。
事實上，記者應該要站在 那些權勢者的另一邊。
但是，如果你和政治人物上床。
如果你去了政府官員女兒的 受洗儀式或是婚禮。
或是如果你想成為總統的好朋友。
你要怎麼去批評呢?
當我要去採訪 權勢者或是有影響力的人時，
我總是在想兩件事：
如果我不能問出難以回答或是 令人難堪的問題，
那就沒有人會問了。
而我可能永遠不會
再看到這個人。
於是，我並不是想處得舒服
或是留後路。
最終，如果我必須選擇成為 總統的朋友或是敵人。
我總是傾向選擇當敵人。
總結來說：
我知道這些都是身為移民或是記者 非常困難的時刻。
但是現在比起以往，
更需要記者 在特定的時刻準備好
選邊站、放棄中立。
我個人覺得我已經為這個時刻 準備了一輩子。
當我24歲被審查時，
就學到中立、害怕及沉默
常常會讓你變成
犯罪、陋習
和不公義的共犯。
還有權勢的共犯。
這絕對不是好的新聞。
現在，我59歲了。
我只希望能夠有點
24歲時的勇氣和清醒的腦袋。
這樣，我就永遠不會
保持沉默。
謝謝。
（掌聲）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