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记者，
我也是个移民。
这两个身份定义了我。
我在墨西哥出生，
但是我的大半生都是 在美国做记者
美国本身是一个由 移民构成的国家。
作为一名记者，
作为一个外国人，
我学到了：保持中立、
保持沉默、
和害怕退缩都不是最佳选择——
对新闻调查、对人生都不是。
保持中立
是我们记者经常用的借口
来躲避我们真正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那就是
对当权者
提出质疑和挑战。
这是新闻报道的职责所在。
这也是新闻报道美丽的地方：
质疑和挑战当权者。
当然，我们有责任在报道时 保证新闻真实性，
而不是按我们的喜好来报道。
从这个角度说，我同意 客观性原则：
如果一座房子是蓝色的，我会说它是蓝色的。
如果失业人口总数是一百万， 我会说有一百万。
但是保持中立
并不能保证我报道的都是真相。
即使我没有偏向，非常细心，
在一则新闻中报道双方观点——
共和党和民主党，
自由主义和保守派，
执政政府和在野党——
最后，我不敢保证，
我们任何人都无法保证 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世界太复杂了，
而我相信新闻报道应该 反应这种复杂性。
说的简单点：
我拒绝成为录音机。
我选择做记者不是 为了做录音机的。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现在没人用录音机了。
（笑声）
这么说吧，我拒绝 拿出我的手机
按下录音按钮；
因为当它放在我们面前，就像是 在听演唱会现场，
我们就像是演唱会场的粉丝一样。
这不是真的新闻报道。
跟很多人理解的不一样，
新闻记者经常需要做 价值评价判断，
以及伦理和道德判断。
而我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 完全因人而异，
并且非常的具有主观性。
例如：
如果你被要求去报道 一个独裁统治，
例如在智利的 Augusto Pinochet 政权，
或者在古巴的 Fidel Castro？
你会仅仅报道那些将军 和指挥者想看的，
还是说会顶撞他们？
又或者当你发现 在你的国家
或者相邻的国家，
学生莫名地失踪了
无名坟堆被发现，
又或者数百万美元的财政预算 不翼而飞
前总统神奇般的 成为亿万富翁？
你的报道会保持跟官方口径一致么？
又或者
当你被调去报道
一个超级大国的 总统选举
而有一名竞选者的言论 带有种族主义
性别歧视
并且排斥外国人？
我就遇到了。
我希望告诉你我做了什么，
但是首先，让我解释下 我的出身，
这样你们就能理解我的反应。
我在墨西哥城长大， 五个孩子中的老大，
我们的家庭根本无法支付 所有孩子的大学学费。
所以我早晨读书， 下午打工。
最终，
我获得了一份梦想的工作：
电视台记者。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当我报道我的 第三个新闻时，
我开始批评总统，
并且质疑在墨西哥 缺乏民主。
在墨西哥，从1929到2000， 选举都是被人为操纵的；
因为在位的总统可以 挑选继任者。
那不是真的民主。
对于我而言曝光总统是一个 非常有创意的想法。
但是我的老板——
（笑声）
我的老板并没有觉得 这是个好主意。
那个时候，Los Pinos 总统办公室，发起了一次
针对媒体的直接审查。
我的老板，在负责我的 新闻报道的同时，
也同时管理着一支足球队。
我一直怀疑他的侧重点 一直放在足球上
而不是新闻界。
他审查了我的报道。
他让我修改，但我拒绝了，
所以他安排了另外一名记者
来报道我原本报道的内容。
我不想成为一名 被删减报告的记者，
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
但是我最终写了一封辞职信。
并且在24岁的年纪——才24岁哦——
我做了一个最艰难的、也是 一生中最好的一个决定。
我不仅从电视台辞职了，
同时我也决定 离开祖国。
我把车买了，那是一辆破旧 的红色大众小轿车，
带了一些钱
跟我的家人告别，
告别我的朋友，
离开我的街道，
放弃我的牵挂——墨西哥玉米卷 ——
（笑声）
我买了一张单程票
去了加州洛杉矶。
我就这样
成为了世界上2.5亿移民 中的一份子。
你可以问任何移民者
他们第一天到达一个新国家 发生的情景，
你会发现他们都能记得 所有的事情，
就像是自带背景音乐的电影一样。
在我的故事里，抵达洛杉矶的时候， 夕阳缓缓落下，
属于我的所有——
一把吉他，一个行李箱，一些文档——
我可以用我的双手
拿着我所有的这些。
那种绝对自由的感觉，
是我从来未体验到的。
靠着这一点点家当我安顿了下来。
我申请到了学生签证；我开始读书。
我啃了很多面包和生菜， 因为只吃得起这些。
最终，到了1984年，
我终于获得了在美国的 第一份工作，电视台记者。
我在美国注意到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同事 对罗纳德·里根总统
毫不留情的批评
而且什么都没发生； 没有任何审查。
于是我想：
我爱死这个国家了。
（笑声）
（掌声）
而且这就是
这30年来一直的样子：
完全自由的报道，
即使是移民也会得到 完全平等的对待——
直到，没有征兆的，
我被分配去报道最近的 美国总统大选。
在2015年6月16日，
一位可能最终被当选为 美国总统的竞选者
说墨西哥移民
是罪犯，
毒品走私犯，
强奸犯。
而我知道
他在撒谎。
我知道他是错的， 理由很简单：
我就是墨西哥移民。
我们不是那样子的。
所以我做了一个调查记者 都会做的事情：
我手写了一封信
邀请他做一次采访，
我把信寄到了他在纽约的大厦。
第二天
我工作的时候
突然我发现数以百计的 电话和短信消息
出现在我的手机上，
有些非常的带有攻击性。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我的朋友
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 “他们在网络上公开了你的号码“
他们真的这么干了。
这是他们发出的信
信上公开了我的号码。
别费心记下来了，OK？ 我已经换号码了。
（笑声）
但是我学到两件事。
第一个教训就是你 永远，永远，永远
不要把电话号码给特朗普。
（笑声）
（鼓掌）
第二个教训是从那一刻起 我知道我不能够
继续保持中立了。
从那时起，我作为记者的 使命改变了。
我愿意跟竞选人对质
并指出他的错误——
他对于在美国的移民的评价 是不正确的。
让我列出几个数据。
目前在美国没有 合法身份的人中
97%都是好人。
不到3%的人牵涉到 严重犯罪，
也就是英语中的“重罪”。
作为对比，美国公民的 重罪犯罪率是6%。
结论是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的 人比起美国公民来
更加遵纪守法。
有了上面的数据，我有了一个计划。
在他们公开了我的电话号码的 八周之后，
我申请到一张发布会的 记者通行证
那个竞选者在这场发布会上 为自己拉选票造势。
我打算跟他当面对质
以个人名义。
但是…
后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 按计划进行。看：
（唐纳德·特朗普记者会） （爱荷华州迪比科市）
（视频）JR：特朗普先生， 我有一个关于移民的问题。
唐纳德·特朗普：下一个？谢谢。
JR：你的移民方案 全都是空头许诺。
DT：抱歉，没叫你。 坐下。坐下！
JR：我是记者；我是移民者 我也是美国公民，
我有权提问。
DT：你没有。 JR：我有权提问。
DT：回你的西班牙语环球电视台吧。
JR：问题就是：
你不可能遣返110万人。
你不可能建一座1900英里的墙。
你不能否认在这个国家出生的 孩子的公民权。
DT：坐下。 JR：基于这些观点——
DT：没让你提问。
JR：我是记者而且我有—— 别碰我，先生。
警卫1:请不要捣乱。 你现在在陶乱。
JR：我有权提一个问题。 警卫1:对，排队，排队，先生。
警卫2:你有没有携带 你的媒体证？
JR：我有权——
警卫2:哪里？我看看。 JR：在那里。
男人：不管谁出来，不能进去。
警卫2:你需要等着排到你。
男人：你非常粗鲁，这跟你没关系。
JR：这跟你没关系—— 男人：滚出我的国家！
男人：不关你的事。
JR：我也是美国公民。
男人：嗯……无所谓。 不，西班牙语环球台，不关你的事。
JR：不是你的事， 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事。
（掌声）
（掌声停止）
每次我看这个视频，
每次我首先想到的 就是仇恨的情绪
是传染的。
如果你留心，在竞选者说完 “回你的西班牙语环球台”——那是暗号；
他跟我说的实际上是 ”从这里滚出去。“
他的一个随从就像是 获得了授权一样，说
“滚出我的国家，”
没有注意到我也是美国公民。
在观看这个视频很多次之后，
我也领悟到为了打破 中立性原则——
为了真正的打破它——
一个人必须克服自身恐惧，
学会如何说“不”；
”我不会保持沉默。“
”我不会坐下。“
”而且我不打算离开。“
“不”这个字——
（掌声）
“不”这个字在任何语言中 都是最有力量的词汇，
而且这是我们生命中任何 重大改变的前奏。
而且我觉得这是巨大的荣耀
它带来了崇高的尊敬
让人能够向后退一步
反抗回去并且说，
“不”。
Elie Wiesel —— 大屠杀幸存者，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同时非常不幸地， 我们刚失去他——
说过一段睿智的话：
“我们必须站边。”
“保持中立只会帮助暴君，”
“对受害者无益。”
他说的千真万确。
我们记者有责任 在特定环境中站边；
在种族主义问题上，
在歧视问题上，
在贪腐问题上，
在对公众造假问题上，
独裁和人权问题，
我们必须放下中立原则 和无偏倚原则。
西班牙语有一个很好的词
用来描述一个记者 应该有的立场。
这个词叫“contrapoder” （[anti-establishment]）
简单来说我们记者 需要站在当权者的
对立面上。
但是如果你想跟政客同流合污，
如果想去参加执政官孩子的 洗礼或是婚礼
如果你希望跟总统 成为伙伴，
你还能够去批评他们么？
每当我被分配去采访一位 很权势或影响力的人时，
我始终牢记两件事：
如果我不问出这个难以回答 并且叫人难堪的问题，
没有其他人会问；
第二件事是我永远不会 再见到这个人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寻求 给人留下个好印象
或打造人脉关系。
最后，如果我必须在总统的 朋友还是敌人之间
进行选择，
我始终选择成为他们的敌人。
总结一下：
我知道对于一个移民和记者而言 现在是一段艰难的时光，
但是比以往任何时候，
现在我们更需要那些时刻准备着的记者，
在任何时候，
放下中立性原则，暂停保持中立。
就我个人而言，我感觉 在我整个人生中
都在准备着。
当他们在我24岁审查我的时候，
我明白保持中立，恐惧 和沉默会让你成为
犯罪、虐待行为
和不公正事件的帮凶。
成为权力的附庸
从来不是好的新闻报道。
现在，我已经59岁，
我跟当年只有24岁时
勇气和思维灵活度 可能没有以前那样好了，
即便如此，也绝对不会
保持沉默。
非常感谢。
（掌声）
谢谢。
（掌声）